2021年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設了在同一種“服務”上使用與他人注冊商標相同的商標亦構成假冒注冊商標罪的規定，使得注冊服務商標長期得不到刑法保護的狀態得以改變，由此對現有司法解釋關于假冒注冊商標罪的立案追訴標準的司法適用也提出挑戰。

 

根據《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下稱《解釋》）、《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二）》等司法解釋規定，刑事法律對假冒注冊商標行為的打擊標準關鍵在于非法經營數額和違法所得數額兩方面。但是，此類金額類型的追訴標準，對于在數字經濟時代打擊手機軟件假冒注冊服務商標犯罪而言，具有一定的滯后性。

 

詳情

 

第一，調整假冒注冊商標罪的入罪標準是數字經濟時代有效打擊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必然要求。

 

第二，調整假冒注冊商標罪的入罪標準是統一知識產權刑事保護法秩序的內在要求。

 

2011年，《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下稱《意見》）第13條明確規定了通過信息網絡向公眾傳播他人作品行為的定性問題。

 

從法律體系一致性角度出發，假冒注冊服務商標屬于侵犯知識產權罪范疇，刑法對三類知識產權應當同等保護。刑法及相關司法解釋規定侵犯著作權罪的入罪標準包括非法經營數額五萬元以上或違法所得數額三萬元以上，即證明刑法對三大知識產權保護的同等性和平等性。據此，刑法對著作權的相關保護規定從法律體系一致性角度考慮，亦應當涵蓋至對商標權的保護。

 

第三，將點擊次數、注冊會員人數等作為入罪標準評價因素，從侵犯著作權罪的司法標準改進過程可驗證其更符合數字經濟時代互聯網犯罪懲治需求，也具有準確評價犯罪行為的科學性。

 

一般說來，非法經營數額與軟件用戶數呈正相關關系。以上述手機軟件假冒金融服務商標案為例，首先，可通過借貸平臺后臺服務器提取出引流客戶數、貸款客戶數，根據計費規則計算出網貸中介平臺收取的全部費用。其次，可從網貸中介平臺后臺服務器提取出4款軟件各自的注冊用戶數、用戶使用軟件次數等，計算出每款軟件用戶數占網貸中介平臺用戶數占比。最后，將具體侵權軟件用戶數占比乘以網貸中介平臺收取的全部費用，即可得出具體侵權軟件經營數額。該數額雖不能作為定案依據，但根據借貸平臺與網貸中介平臺的計費規則，則充分體現了注冊會員人數等作為評價互聯網犯罪因素的科學性和有效性。

 

假冒注冊商標罪的入罪標準調整路徑可以從司法解釋著手。《解釋》第1條第1款第（三）項為今后司法解釋修改留下空間，即通過司法解釋明確“其他情節嚴重的情形”的具體內涵。參考侵犯著作權罪“嚴重情節”的認定標準，明確假冒注冊商標罪“其他情節嚴重的情形”涵蓋注冊會員人數、點擊次數等情節要素，從而在數字經濟時代通過有效的刑事司法打擊實現對知識產權強有力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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